輿情聚焦 | 鄭永年怒斥標題黨?但他本人也要承擔幾乎一半的責任

鄭永年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作為一個從大陸走出去留學、并在海外扎下根來的世界經濟政治局勢的研究者、觀察者,鄭永年在國內外擁有廣泛的閱讀者和影響力。他兼具中西的思維視野、獨立客觀的觀察視角、穩健理性的行文風格,深受讀者歡迎。難得的是,他身居海外多年,人們從他的文字里依然能讀到濃重的家國情懷,不像很多學者,留洋定居之后主要是殺文化的“回馬槍”。獨立、客觀、理性而有文化同理心,獲得了國內讀者深深的認同,因此更顯深孚眾望。所以人民日報在香港局面進入掃尾、形勢漸漸明朗之際對鄭永年進行訪談,大有一錘定音之感。

輿情聚焦 | 鄭永年怒斥標題黨?但他本人也要承擔幾乎一半的責任

  鄭永年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作為一個從大陸走出去留學、并在海外扎下根來的世界經濟政治局勢的研究者、觀察者,鄭永年在國內外擁有廣泛的閱讀者和影響力。他兼具中西的思維視野、獨立客觀的觀察視角、穩健理性的行文風格,深受讀者歡迎。難得的是,他身居海外多年,人們從他的文字里依然能讀到濃重的家國情懷,不像很多學者,留洋定居之后主要是殺文化的“回馬槍”。獨立、客觀、理性而有文化同理心,獲得了國內讀者深深的認同,因此更顯深孚眾望。所以人民日報在香港局面進入掃尾、形勢漸漸明朗之際對鄭永年進行訪談,大有一錘定音之感。

  但是問題隨即就出現了。鄭教授發現很多媒體在轉載的時候,將他訪談原文中的一句話單獨抽出來作為標題,使得他瞬間變為一個低水平的蹩腳參謀,難怪他要發出公開聲明表示抗議,并且保留訴訟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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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論,這個標題確實做得很low,不光是嘩眾取寵的問題,而是割裂了上下文的邏輯紐帶,呈現為簡單粗暴的膚淺動作,而這樣為香港斷供的行為,不僅殃及民生,而且也極大傷害泱泱大國的形象風度。表面看是很愛國,其實是個潛伏的低級紅。所以對于鄭永年的怒斥和維權,我們表示支持并聲援。
    一般而言,新媒體時代的名人,一躍而為流量的頭部人物。表面看,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人人都有了話語權,但從實際情況看,真相其實相當殘忍。微博作為廣場化的大眾化媒體平臺,其實經常發帖的僅有5%,其中成為意見領袖的更少了。微信公眾號號稱數千萬,但是優質的原創內容,往往依然來自那些專家學者和某個領域的深耕者。也就是說,新媒體時代,名人效應更加彰顯了。頭部人物獲得了最大的流量紅利。
    再從全球視野看,真正占據新聞頭條的,依然是那些政商名人,特朗普常常引發輿論場里的龍卷風。這是一個名人霸屏的時代,普通人不過淪為拎個板凳看戲的圍觀群眾,而且地位較以往更為卑微。因為在傳統媒體時代,還有媒體記者視野向下,時不時來探訪民間疾苦,可在新媒體時代,運營者為了流量,只能去追逐名人。普通人只能圍觀、只有做粉絲的命,并且貢獻大數據流量,隨時被大數據公司收割羊毛。流量沒有節操。每個名人的汗毛孔里都流淌著血、汗和骯臟的東西,或者混雜著正義、高尚的各種各樣的流量故事。
    名人吸引聚焦,其實就帶來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話題了:名人如何在公眾的視野里展現自己?或者說,如何面對公眾、公民記者、圍觀網民和機構媒體?如何看待很多媒體針對名人的標題黨行為?
    媒體的天職就是報道新聞。但是媒體的天性往往是嘩眾取寵。如果你不承認這一點,你很難深刻地認識到媒體的本質:既是社會良心,又常常是麻煩制造者;既是危機公關者,但也往往是危機擴散者;總是滿懷情懷,但首要是養活自己;一手握筆抨擊商人無良,另一手私下接受商人廣告救濟,等等。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之間充滿競爭,如果我不能在頭版就奪走讀者眼球,往往就會在競爭中處于下風。在一大早的報攤上,數十份報紙接受匆匆停留的讀者的檢閱,而他們往往僅僅在30秒內就要掏錢取報走人,因此頭版頭條、頭版導讀、頭版圖片具有一舉定輸贏的作用。為了在一眾同類別內容中脫穎而出,媒體運營者往往傾向于吸引眼球和嘩寵取寵進行標題的制作,在最短時間內偷走讀者芳心。
    媒體和名人,是個怨懟。我們如果用香港狗仔隊和明星的關系來比喻,堪稱相互成就。又如同怨偶,彼此抱怨,卻又同床共枕。甚至當名人抱怨的時候,就是對媒體撒嬌,吸引他們盡早來進行采訪。
    所以,作為一個名人,如果不能了解并理解媒體,很容易成為媒體的犧牲品。因為媒體經常性地會以炮制名人的花邊細節作為吸引眼球的手段。謝天謝地,這世界上名人太多,新聞大餐從來不缺少原料,媒體從來不缺少大餐。
    消遣名人的一個手法,就是圍繞名人的言論斷章取義,取一個足夠驚悚的標題,來吸引讀者的目光。只要能夠吸引住讀者駐足并付錢,這就成功了,至于名人怎么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名人如果要打官司,那正中下懷,正好可以做一個星期的專版。
    這又涉及到媒體的道德和社會責任感了。在媒體的廣告充足的時代,媒體會有充足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他們可以為了責任感而進行超越功利的輿論監督。人們完全可以信賴這樣的媒體。但是當媒體的經濟狀況岌岌可危的時候,社會責任感可能會變得無足輕重,甚至是象征媒體尊嚴的最后一絲面紗,比如當下的傳統媒體,日薄西山的時候,媒體與道德同墜。
    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們今天道德滑坡,媒體在其中起了什么樣的負面作用。傳統媒體一旦拋卻道德感和責任感,盲目的追求流量,往往帶來最壞的示范效果。有恒產而有恒心。無恒產而有異心。我們會發現,很多傳統媒體為了自救,往往開始和那些沒有社會擔當的自媒體同污合流,追求毫無道德感的新媒體流量。在很多時候,流量成了人性的下水道。多少小編為了流量的KPI,開始打擦邊球,情色的暴力的血腥的,只要吸引流量而又不痕跡顯著地違反違規,都可以大行其道。網絡小編掌握中國社會的道德尺度,這一點毫不夸張。
    我們還注意到,爭奪話語權,正成為中國另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官方和民間爭奪寶貴的公信力,黨派團體之間爭奪流量票倉;小V生大V,普通人成長為名人,做冷板凳的學者成為熱門學者,無不需要在新媒體時代進行標新立異、舉止怪誕和語不驚人死不休。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脫穎而出”,占據新媒體的頭條和吸引流量。流量足夠多的了,人們記住了你的名字,你也就成了名人。至于這名人是表揚多還是罵聲多,他們并不在意。因為只要吸引到足夠多的的注意力,就可以隨時實現形象反轉。一個通過狂吃出名的胖子網紅,只要減肥成功,立刻就成為勵志達人,從而轉變形象,灰色洗白。
    人們因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傳統媒體開發的新媒體,在競爭流量的時候,往往會做個標題黨。所以我們看到一些很有名的傳統媒體的新媒體客戶端做鄭永年文章的標題黨的時候,我們毫不奇怪。在這個時候,抨擊媒體的道德墮落是無力的,正如你抨擊一個窮人吃相難看,對方聽不進去,你也覺得拳頭打在棉花上。你批評一百句,還不如設法給它送錢。
    我們理解了媒體,就知道名人該怎么做了,那就是:在接受訪談的時候,以“少說為佳”作為至理名言,而“隨口一說”可能帶來滅頂之災,因為這往往是標題黨的絕佳題材。
    記得原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候,就隨口一問:“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就這一句,成就了媒體,也讓自己的仕途突然暗淡。類似的案例,舉不勝舉。名人的媒介素養就表現在細節,不能為了形象或者生動,而信口開河。心底必須時刻吊著一根弦,那就是提防媒體的斷章取義。你在媒體斷章取義發表之后,再進行抨擊,為時已晚,而且不會有讀者同情你。作為專業人士,我們只會悄悄認為你媒介素養不夠。
    在這方面,西方的政治家可以給我們做表率。除非是特朗普這樣本身就是網紅、自己就有強烈的動機要上媒體頭條,因此經常出語驚人之外,絕大多數的政治家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都是惜字如金,絕不會為了深入說明某個問題而大開金口。他們也熟知媒體的套路,在圍繞具體某個問題問答的時候,常常警惕主持人和記者的挖坑、用問題套路你,從而在次日的報道中爭取轟動效應,因此謹言慎行,不給對方以可乘之機。而且在國外的觀眾傾向于認為,當你爆出某個細節的時候,往往是你主動公開的行為,而不會想到是被斷章取義。
    因為西方的政治家常常是從媒體訪談挑戰的槍林彈雨中沖殺出來的,所以鍛煉了他們的媒體素養和博弈能力。如果由于自己的不慎而遭到媒體的斷章取義,他們也沒辦法從道德角度抨擊媒體,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媒體的本能。而且他們也知道,作為名人,必須接受媒體的拷問和窺視,這就是做名人的代價。
    所以,當鄭永年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作為名人,首先應該考慮到,我的原話沒辦法在傳播中進行“密封”保護,存在被曲解和做標題黨的風險,很多細節就不需要爆出,尤其是那些會刺激觀眾注意的極其敏感的細節,很容易被媒體單獨拎出來做在標題上,從而成為標題黨。以對香港“斷水”這個細節來說,因此將極大刺激香港市民和內地百姓,將聽眾的注意力壓縮到非常局促的空間里,吸引極大的關注。經過壓縮的注意力就會被引爆。難怪會被很多媒體抽出來單獨做新聞。我們當然可以譴責媒體的素養和道德,但是作為名人,首先也應該反思自己的媒體素養是不是充足?
    我們需要提醒的是,我們今天的名人,絕不僅僅局限于政商名人、專家學者,我們的領導干部和公務人員,常常都是名人。在這方面,必須接受鄭永年的這個教訓。


本文作者:燕志華 博士

文章來源:公眾號“網絡輿情和危機公關”

文章轉載已得到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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